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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即将画上句号。今年的出生人口会是多少？这个数字恐怕不容乐观，目前的普遍预测落在800万至900万之间。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之低的出生记录。
一、出口人口800万背后的意涵究竟是多么可怕？
许多人或许还没意识到这个数字背后的意义是多么可怕，不少人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中国人多的是。但在教育领域，寒意已然刺骨。幼儿园关停潮已悄然来袭，许多地方半数以上的幼儿园已经倒闭；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入学率，即便是城市热门学校也下降了三分之一，乡村小学更是早已人去楼空。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教师行业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过剩危机，新生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的时候，学校和教师的存在便失去了根基。
教育业只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没有人意味着没有消费者。当人口减少时，消费需求的萎缩将是全方位的，各行各业都将感受到像当前的教育业一样无解的、必然的关门倒闭的痛苦结局。
我们常常谈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，却往往误读了其根源。常有人将其归咎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，但这并非历史的全貌。事实上，协议签订后日本经济仍持续增长了十年，直到1995年才开始真正的走下坡路。为什么是1995年？因为这一年，日本的劳动力供给首次由增长转为减少。无独有偶，作为邻国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012年迎来了同样的拐点，此后我们超过8%的高速增长时代也随之终结。直至2025年的今天，经济增速一直在持续放缓，其底层逻辑正是劳动力供给一直在持续地收缩。每年300万到500万劳动力的减少，正是GDP增长损失的那部分。
总有人盲目乐观地认为：未来有AI，有机器人，劳动力的缺口可以由技术填补。这种技术决定论不仅短视，更回避了问题的本质。AI可以替代劳动力，却无法替代消费者，每一个劳动力也正是消费者，AI更无法替代民族和文明的延续。
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卢梭说的，国家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维系其成员的生存繁衍，人口数量的增减是成败的关键指标。生物的第一本能是繁衍，这本来就是不言自明的公理。然而现状是，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.0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附近，远远低于2.1的世代更替水平。所以我们讲的不是简单的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，而是如何维系种群延续的生死存亡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最低存亡线的一半。
这种人口的萎缩的后果是毁灭性的。根据人口学家预测，如果无法扭转这一趋势，到2100年，中国人口可能仅剩3亿左右。这意味着，现有14亿人口基数中的近八成将自然消亡。从1949年到1978年，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始终维持在22.2%，而1978年后到今天的四十年后，这一比例已跌破18%。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：一方面我们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水泥、钢铁、船舶、手机和纺织品；我们建设了全球最密集的高铁网和特高压输电线。然而，在人的生产这项最基本的使命上，我们却陷入了不可持续的绝境。
试问，如果在未来的一百年里，我们作为一个族群凋零殆尽，那么即便拥有再多的机器人、再先进的AI，对于那消失的80%的人口而言，对于一个空荡荡的文明而言，这一切辉煌又有什么意义？即便你的孩子属于那幸存的20%，你认为他们会愿意在有生之年，生活在一个不断衰退、丧失活力的社会中吗？
这种社会的图景并非不可想象。从日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影子——一个不断老去、暮气沉沉的社会，一切仿佛定格在1990年代。农村在衰败，城市在收缩，人们逐渐麻木，对生活失去了热情。因为所有的产业都在萎缩，一切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老。
更令人忧虑的是，我们的处境比日本更为严峻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，2024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.72，而日本东京都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仍有0.96。 何以至此？要知道，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近3倍。当世界上最拥挤的发达国家，其生育意愿都高于我们时，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。
二、破除迷思：人口减少真的是“好事”吗？
阻碍我们看清人口衰退巨大风险的关键因素，在于过去四十年来根深蒂固的认知惯性——“人口是负担”。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，让我们在面对如今的危机时反应迟缓，甚至许多人潜意识里认为：人少了，竞争就小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
有人天真地认为：“人少点挺好的。以后孩子上学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抢学位了，城市地铁也不挤了，房价也该跌了。”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，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惨痛的代价。
代价是什么？是百业萧条，是市场需求的断崖式萎缩，是失业率的高企，是随处可见的废弃学校、工厂和荒芜的村镇。
城市设施的便利是建立在人口规模效应之上的。当人口密度下降，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将急剧上升。最终，学校会因为生源不足而大量合并或关闭。原先可以在家门口上学的农村孩子，将被迫寄宿在遥远的城镇中心小学，过早地失去家庭的温馨与陪伴。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轻松吗？
请扪心自问：你更愿意生活在那个虽然拥挤、喧闹，但所有人都眼中在放光、机会在涌动、一切都欣欣向荣的1990年代？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虽然冷清、宽敞，但满街老人、看不到任何增长希望的衰退未来？
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“魔咒”：“今年或许很艰难，但它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。”这个魔咒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雷霆手段进行干预，它可能在未来60年里的每一年应验。
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一切经济成果，是建立在60年代至90年代这两波“婴儿潮”人口的基础之上的。也正是这几代人铸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。
然而，从1990年代开始，新生人口已经断崖式减少。当目前尚在支撑中国经济的70后、80后一代人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，而后续接班的00后、10后只有他们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少时，我们的养老金体系、医疗体系以及整个宏观经济、国防能力和综合国力，将面临何等惊涛骇浪的冲击？
三、我们在系统性的惩罚生育孩子的家庭
面对断崖式的生育率，主流舆论往往将其归结为年轻人“观念变了”、“贪图安逸”。这是一种极其傲慢且不负责任的归因。真实的答案很残酷：在当下我国，生育不仅仅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，更是一场针对家庭的时间与精力的极限消耗。
我们要诚实地、严肃地剖析以下几个深层次的低生育率病因：
第一个病因：分配严重失衡，大众无力抚养更多的孩子
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当一个物种为了生存必须耗尽所有能量时，繁殖功能就会被生理性抑制。生物会拒绝求偶，拒绝生育。直到大部分个体灭绝。这个一个非常可怕的研究结果。这显示了生物为了应对极限竞争所采取的自保措施：既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，已经没有繁衍的可能。那么首先要节约能量的浪费，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再说。
我国的大众收入分配目前存在严重的失衡。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不高，企业和金融业分配太高。在劳动报酬中，占社会大众主体的农业工商业劳动报酬比例持续下降，高收入集中在少数服务业、金融业，比如说互联网服务业、银行等。过去10余年当中，中国一直维持着40%以上的极高投资比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在初次分配中过分强调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投资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，流向了钢筋水泥，流向了企业投资，唯独没有足够地流回劳动者的口袋。这种极度的投资扩张，造就了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的同时，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，这种只管生成不管分配的模式能持续多久？产品最终要卖给谁？我们拿什么去养育自己的后代？
*如表所示，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主要是因为企业收入占比太高。在初次分配中，我国企业部门占比近27％，是表中企业部门收入占比最高的国家，而美国这一比例只有约14％。即便是再分配后，我国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也只下降到23％，这个比值与表中的国家相比仍然较高，美国这一比值只有12％，巴西这一比值为13％，且我国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收入份额在这些国家中均较高。值得注意，在初次分配中，我国金融企业的收入份额最高，可能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要素扭曲现象较严重。总之，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偏低，而企业收入份额偏高，说明在劳资分配关系中，我国劳动者处于较弱势的地位。引用来源1。
第二个病因：普遍的加班在耗尽人民的生育力
我们广大的劳动者，面临的不仅仅是低分配，同时也面临严重的超时加班。996和超时加班已经从2000年时代的个别企业的特例，变成了许多企业的标配。有些知名企业的领导人还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将其包装为“奋斗文化”公开宣扬。这本质上是企业对人的再生产时间的非法侵占。生育需要时间，陪伴需要时间，甚至连谈恋爱都需要时间。当一个人的时间被工作填满，他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生物人的属性，而沦为了纯粹的工业燃料。
这种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，是必须被管理的。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竞争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向上竞争，加大科研投入，提高劳动生产率。一种是向下竞争，压榨工人工时，降低工价。在没有法律强制的时候，而向下竞争往往会成为主流，因为更简单、更容易。历史已经证明完全没有法律限制的市场竞争的最终形态——劳动者终日劳动却食不果腹，工厂产品因为劳动者收入过低卖不出去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，最终导致苏联的诞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
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，罗斯福总统直接对资本家们挑明：“你们要么自行捐出50％的资产、来维持公共社会的运转；要么，就等着面临一场苏联式的革命吧！” 最终，资本家们选择了前者。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、禁止童工等劳工保护措施被法律强制实施。罗斯福用法律手段来禁止向下竞争，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。
请记住，保护劳工的法律本质是保护企业的。因为如果不从法律层面强制企业禁止压榨工人，那么必然有人去这么做，最终所有企业都这么做。那么后果就是没人能买得起产品了！经济循环最终会崩溃。我们的企业家要眼光放长远，认识到向下竞争的危害，绝对不能去鼓吹。我们的劳动部门要加强执法，来强制约束不合规企业的行为。如此以来，我们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辙。我们的大众才能有时间去完成最重要的生育繁衍的工作。
第三个病因：最低工资失灵，无法促进经济发展
最低工资不仅仅是保护劳工分配的基本措施，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，但是我们的最低工资长期调整缓慢，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抑制器。首先，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在低位徘徊，难以覆盖一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成本。这导致的结果是工作贫困，即便拼命工作，也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，根本无力承担繁衍的成本。我们的最低工资水平约相当于人均GDP的27%，而以德国为例，最低工资水平相当于人均GDP的47%，由此可见，我们最低工资水平是严重偏低的。我们的最低工资水平需要提升到约4000元附近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。
以前我们的逻辑是，较低的最低工资水平，有利于降低成本，利于出口。即便我们不去讨论这种做法的优劣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，那时候我们的出口占GDP比例超过50%，而现在我们出口比例已经降低到20%。即使过去的理由是对的，现在也过时了。我们不能为了保住那20%的海外市场，而牺牲掉80%的内需市场。要刺激内需市场，我们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收入，也就是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。
长期的低水平最低工资在经济层面最大的危害是导致内需不足，工厂倒闭，失业增加，经济危机。而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将提升大众的消费能力，扩大内需，增加就业，经济得以循环发展。我们需要在经济增长之后，及时的同步提高最低工资，这样产销才能保持平衡，不断的互相成就，促使经济能进入“收入提升-消费增加-经济增长-收入提升”的循环增长。
第四个病因：错配的住房和城市规划思想
我们的住房策略是另外一大错配：密集的公寓楼，普遍60-80平米的户型，本质也是为一胎化社会定制的。这种规划默认家庭只会生一个孩子，多一个空间就变得捉襟见肘。活泼好动的孩子成为上下层邻里的纠纷源头。但是欧美和日本，拥有孩子的家庭一般都是住在独立屋、排屋或者一户建的住宅，类似于中国称为别墅的房屋类型中。公寓楼是给没结婚的青年准备的。就是像日本这种3倍于中国人口密度的国家，家庭也多是住在独立的一户建中。是我们的土地不够吗？绝对不是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认为自己的土地不够，而不是真的不够。
从1979年到2010，中国新增的城乡建设土地面积仅为0.6亿亩多一点不到0.7亿亩，这涵盖了所有住宅及工商业需求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们光退耕还林就搞了3亿亩以上。问题就在这里 。我们长期被“人口爆炸论”和“资源枯竭论”的教条所束缚，缺乏理性的审视，导致城市规划密度极高（1万人/平方公里），人为制造了“土地贫瘠”的假象。这种极端的用地策略，推高了生活成本，扼杀了工商业活力，更从物理空间上阉割了多孩家庭的生存土壤。我们禁止了建设独立屋，即便是基层县市。
虽然我们拥有广袤的国土和大量宜居的土地，我们思想上却彻底的贫瘠，我们认为自己这也不足，那也不足，粮食不足，水也不足。反正都是不足。事实呢？如果你计算过事实你将大吃一惊，我们14亿人口全部住独立屋也只需要6万平方公里折合0.9亿亩土地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被国际上一些道貌岸然、居心不纯的组织精心编制的理论大网给困住了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我们太单纯，太相信所谓西方专家的话了。他们说我们人口爆炸我们就信人口爆炸，他们说我们资源不足，我们就是资源不足。我们未经慎重的审视，就轻易了照单全收了西方专家的药方。
我们的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只有146平米（且农村宅基地比例高），和四倍宜居人口密度的日本一个水平。这种极其吝啬的城市用地策略是非常不合理的，缺乏正确的战略考量。其后果是1.0的超低生育率、交通拥堵、住房拥堵、昂贵的工商业土地成本。这种用地策略，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，更重要的是抑制了了人口的发展。世界还有一个国家家庭普遍住在公寓楼上，那就是韩国。截至 2022 年，韩国所有家庭中居住在公寓的比例约为 52.4%。韩国生育率是多少？0.7。我们现在的用地策略是不可接受的，这种策略会把我们自己困死。
过高的规划密度导致城市拥挤不堪，住房价格长期偏离实际价值。导致城市病严重，严重压制了婚育意愿，普通人更体会到人多是痛苦的感受，但是他们不明白这是规划思想错误，而不是真的中国土地太少或者人太多。这极具误导性。这让国人陷入泥潭但是难以找到自救的方法。
*广州猎德新城的高密度住宅（回迁房），人口密度高达2万人/平方公里。按这个密度，45万平方公里可以把全球90亿人都住进去。
第五个病因：为一胎化定制的社会：让多生多养育变得举步维艰
不仅仅是城市规划，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服务，在过去四十年里都是围绕中国城市“资源不足”“只生一个好”甚至“少生孩子多修路”的逻辑进行优化的。这种惯性导致了基础设施与多孩需求的严重错配。
最显眼的一个例子，孩子上学接送难题与校车的缺失。我们默认一家只有一个孩子，所以我们没有校车，让家长自己接送。这是为一胎社会定制的。当你有两个、三个孩子的时候，接送小孩上学放学变成了靠夫妻两人难以完成的任务，这就是问题。在欧美日韩，甚至是印度校车是义务教育的标配。而在中国，家长们不仅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，还要在下午4点5点去接孩子放学。这在逻辑上是死结。如果没有老人牺牲晚年生活来填补这个真空，双职工家庭根本无法运转。根据一项研究，光父母接送小孩一项，造成的中国社会成本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每年。如果配备校车，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成本。
*校车缺失。小车拥堵。自行车电动车违法。公交耗费大量家长时间。中国很多城市没有为接送儿童上学放学提供解决方案，特别是多孩家庭接送方案。生育友好更无从谈起。（图片为自摄）
如果说接送是体力的消耗，那么现在的普遍的家校合作模式则是家长精力的掠夺。我们的教育系统默认家长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学业中：批改作业、做手抄报、各种APP打卡、协助学校维持秩序。这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“精养一个孩子”——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，精力是过剩的。但对于多孩家庭，这种要求是非常不合理的。当两个、三个孩子的家长群消息狂轰滥炸时，连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都会崩溃。夫妻为完成老师布置的教育孩子任务产生纠纷而离婚的，都屡见不鲜。教育责任的家庭化，本质上是公共教育职能的缺位和转嫁，它让多生在这个社会变成了痛苦和艰巨的任务。
四、福利沙漠：公共财政在家庭支持上的长期缺位
长期以来，我们的财政支出偏重于基建和投资，而在家庭福利上的投入几乎是零。在欧洲，国家通过高额的儿童津贴、税收减免来分摊家庭的养育成本。而在中国，生育成本几乎完全由家庭内部承担。我们对全职父母是漠视的，我们缺乏对全职主妇（或主夫）的财政认可。在现行社保体系下，脱产育儿意味着中断社保、失去收入来源、丧失职业竞争力，意味着没有医保、没有养老金、没有收入！这种高昂的机会成本，让无数女性放弃了多生养。这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“生育惩罚机制”。在这种机制下，指望生育率回升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但是我们知道，一个社会最低总和生育率是2.1，否则就会走向消亡，这就要求已婚的夫妇平均至少要生育2.1个孩子。由于不婚率、不孕率，只想生一个的两个的，我们如果不能让大多数家庭轻松生养3-4个以上的孩子，想达到2.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不可实现的。而一个家庭生养3到4个孩子，意味着有人必须全职。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工资水平低，单靠一个人工作养活不了一个最基本的1孩家庭，更不要说养育3个4个孩子。一方面我们拥有这个行星上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，另一方面却因为我们的民众养活不起一个家庭而面临人口崩溃。这是荒谬的！以现在的自动化水平和生产率水平，完全足以实现一人工作供养全家，问题就在分配上，使得工业能力无法得到释放。
如果我们的社会，不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不在分配上大幅度的向养育孩子，特别是养育多个孩子的家庭倾斜，消亡只是时间问题。这是比登月、比任何问题都重要的问题。任何财政项目都必须为抚养孩子的家庭让路。否则一切最终会成为泡影。
最近，对家庭的支持开始有所起色，比如现在每生育1个孩子能领1.08万元的补贴，同时还提出了投资于人的口号。这个趋势非常好。但是支持力度和速度，对比即将面临的人口悬崖来说，还远远不够！
五、社会性抑郁。经济、生育面临双重挑战
我们必须直面房间里的大象：我们正身处一场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。
如果我们诚实地回顾，会发现2020年的经济基本面似乎都比现在要从容得多。而今天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寒意：商品滞销、工厂倒闭、失业率攀升、收入下降。
但这只是表象。这场危机最深层的根源，不在于缺钱，而在于缺信心。我们整个社会，实际上陷入了一种集体的精神创伤和社会性抑郁之中。
过去几年的经历，给大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疤痕。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失去了信心，安全感被击穿。在这种心理状态下，大众的本能反应是蜷缩：
消费降级：能不花钱就不花钱，节衣缩食过冬。
防御性储蓄：即使有钱也不敢投资，全部存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。
躺平心态：既然努力无法获得预期的回报，不如停止奋斗。
这种全民性的蜷缩，导致了可怕的经济的死亡螺旋——通缩：大众不花钱 -> 企业卖不掉货 -> 工厂裁员倒闭 -> 大众收入减少/失业 -> 更加不敢花钱。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死结。
面对老龄化和经济下行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——比如延迟退休，实际上是在伤口上撒盐。 告诉一个已经疲惫不堪、对未来充满焦虑的年轻人：“你必须工作到65岁甚至更老”，这会带来什么后果？只会加重他的绝望感。这让他觉得苦日子没有尽头，从而进一步抑制他的消费欲望和生育欲望。 这是在用制造焦虑的方式来解决焦虑，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。
我们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。应对老龄化的正解绝不是延迟退休，而是刺激生育；应对经济危机的正解绝不是让大家更辛苦，而是让大家休养生息。
六、行动纲领：让中国“休养生息”的六大战略倡议
为了避免中华民族在21世纪陷入不可逆的衰退，我们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实施一场以“还富于民、还时于民、支援家庭”为核心的新时代的休养生息战略。为此，我提出以下五大具体倡议：
倡议一：制定以保人口基本增长为目标的基本国家战略
过去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。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这显示了我们国家体制强大的动员能力。今天在面临最严峻的国家基本目的无法实现的危局时，我们应该把所有工作的重心调整到保2.1的最低世代更替率的生存之战上。我们应该提出以“人口可持续”为最基本的国家战略目标。动员社会一切的资源和能力，设定目标，分解任务，力图在一个较短的十年内扭转人口负增长的趋势。将总和生育率提升到2.1以上。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100年兴衰的大事。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、更有意义了。
只要能解决生育率的问题，解决人口危机，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也将顺带解决，比如经济不景气的问题、住房问题、教育问题。因为人口问题是皮，其他问题都是毛。皮在毛在。皮不在，一切都不存在。归根结底我们就三件事：第一、让人民活着。第二、让人民繁衍；第三、让人民活的好。我们锚定这三件事，就一定不会走错路。
倡议二：实施“工时严守”战略，让大众有时间婚恋、生育和培养下一代
我们必须坚守每周40小时的工时底线，严格限制加班。劳动部门对违法超时加班必须从过去的被动受理变为主动出击。对非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惩罚。任何企业不得以“奋斗”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员工超时工作。
节假日保护：在节假日，必须严格实行双倍甚至三倍的薪资制度，减少不必要的节假日劳动，杜绝用“调休”来糊弄假期的行为。这在欧美发达国家是基本的操作。
倡议三：启动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重塑内需引擎
最低工资挂钩机制：制定明确的路线图，在未来五年内，将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提升至当地人均GDP的45%-50%。目标是将一线城市最低工资提升至5000元以上，一线以下提升到4000元以上。
这种全国普遍性的工资上调，将有效提升大众的收入，扩大市场需求，繁荣经济，让中国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，进入产销两旺的良性循环。
只有通过经济方法让人们看到希望，人们才可能为未来下注。
倡议四：推行“新住房改革”，打破土地供应的教条主义
解绑土地供应：彻底破除“土地资源不足”的认知迷障。大幅增加大中小城市的住宅和工商业用地供应。降低土地成本，降低工商业成本，降低家庭的成本。
让“有天有地”成为标配： 城市规划密度从过去的1万人平方公里，削减到3000人平方公里，充分发挥我国地大物博的优势。未来的土地供应不能再是过去密集的公寓楼模式，而应以独立屋为主。允许和鼓励建设联排、独栋等低密度、带院落的住宅。
具体目标：制定明确计划，让70%的有孩家庭在未来能住上独立屋。确保每个住宅都有容纳3-4个孩子的空间。
倡议五：实施“家庭减负工程”，国家承担育儿基础设施和资金
首先是国家实施校车计划。将校车服务纳入义务教育法定范畴。由财政出资，建立覆盖城乡的标准化校车网络，彻底解决“接送难”这一阻碍双职工生育的最大痛点。
严禁学校将教育责任转嫁给家长。学校应提供灵活的延时服务与家长的下班时间衔接。
取消淘汰制的中考机制。国家提供5年小学、3年初中，3年高中（职校）的11年制义务教育制度，减缓家长教育焦虑。
全职父母社保制度：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。国家应为生育三个以上孩子并培养成人的全职父母（主妇/主夫）提供基本的最低工资和养老金。
真金白银的补贴：为每个孩子提供免费教育和低廉医疗保障。建议每个孩子每月发放800到1000元的补贴，直至18岁；考入高等院校的，再延长4年。
目标：让养育孩子不再需要父母额外掏空积蓄，有效解除生育的后顾之忧。
倡议六：实施国家级修养生息战略
为什么说“休养生息”的一揽子计划是当前经济的唯一救星？ 因为这不仅仅是生育政策，更是一场强力信心的注入，是一剂国家的“抗抑郁药”。
发钱：是为了修复大众的资产负债表，告诉人们国家为你兜底，让你敢于打开钱包。
缩短工时：是为了修复大众的身心健康，让人从异化的工具人回归为有血有肉、有消费欲望、有生活情趣的“人”。
鼓励生育：是为了修复大众对未来的信仰。孩子是未来的象征，当人们愿意生孩子时，说明他们相信明天会更好。
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但信心不会凭空产生。信心来自于真金白银的投入，来自于宽松环境的滋养。
只有当国家采取果断措施，通过巨大的财政扩张和制度改革，切实减轻每个家庭的重担，抚平人们内心的创伤，大众才能从抑郁中走出来。只有当人们不再恐惧失业、不再恐惧养老、不再恐惧高昂的育儿成本时，被压抑的消费潜力和生产活力才能如火山般喷发。
所以，休养生息，是救人口，更是救人心，救经济。这不是一种福利施舍，而是为了重启中国经济发动机所必须按下的那个重启键。
因此，建议国家从运用长期货币工具，全民每人发钱5000-10000元。这不仅仅是改善居民的负债表、增加市场流行性、促进消费、解决很多家庭的燃眉之急的措施，更是一次全民狂欢，可以让人民重新感受到快乐！同时，考虑实施黄文政博士的的基本收入计划。彻底地消除人民对未来、为AI、对不确定的担忧。让人民真正走出低谷、敢于拼搏、敢于投资、敢于花钱。
七、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断臂求生
有人会问：实施这些战略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，钱从哪里来？会不会拖累经济增长？这种疑问本身就陷入了旧时代的逻辑陷阱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在人口悬崖面前，算小账是死路一条。如果因为舍不得财政投入而导致族群消亡，那么积攒再多的外汇、建设再多的高楼，最终都将成为无主的废墟。
同时，如果我们不能快速的解决这个后继无人的问题，我们的经济也必然将陷入泥潭不可自拔。因为没有人，就没有生产力，没有消费，没有产品和服务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花钱去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，那么未来我们将再也没有钱去解决任何问题。我们要趁着70-80后婴儿潮世代人口还没有退出之前，做决断的、最后的、最大的努力。
另外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，资助家庭生孩子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。假如我们按照倡议每个孩子资助每月800-1000元到18岁，其本质是我们拿一个人的平均GDP（2024年中国人均GDP约9.5万）的1/10左右资助一个孩子每年的生活费用到他18岁。我们的回报是什么？我们的回报是人一生为社会创造的GDP（平均GDP并不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）。按人均寿命78岁计算，我们按上述额度资助一个孩子生活到18岁，也仅仅相当于一个人1.8-2.3年的GDP，我们的回报率是惊人的34-40倍左右！所以千万不要害怕在投资孩子上花钱太多，我们应该担心的这笔钱花不出去怎么办！
休养生息，不是躺平，而是为了蓄力；不是倒退，而是为了回归文明的常识。
当中国的一对普通夫妇，每天只需工作8小时，就能靠一份工资体面地养活三个孩子，住进宽敞的房子，看着孩子们坐上免费的校车去上学时——中国的生育率危机自然会迎刃而解，中国的国运也必将迎来真正的复兴。
这一切，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。是继续竭泽而渔，还是休养生息？历史正在等待我们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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